1866年普奥战争的硝烟才刚散去，欧洲的军事观察家们便如饥似渴地扑向战报，想从这场转瞬即逝的冲突中找出未来的战争密钥。谁承想，历史这位爱开玩笑的老人，总喜欢让这些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吸收缓慢，甚至与几年后的普法战争真相擦肩而过。
开战之初，远在伦敦的《晨报》还大言不惭地预言，奥地利军队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兵临柏林城下。这种一边倒的同情甚至招来了德国达姆施塔特《军事汇报》的白眼。另一些中立媒体则灰心丧气地预测，这将是一场耗尽各国元气的血腥绞肉机。然而，普鲁士凭借技术优势和独特战法，兵贵神速，取得了让世人跌破眼镜的胜利，逼得《晨报》不得不急转弯修正论调。一时间，从大军调动、兵员征召到战略布局、战术细节，形形色色的信息每天潮水般涌向各国政府和公众，其中不乏比官方报告更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们今天就聚焦1866到1870年这段时光，看看那些并非身居庙堂的军界内外人士如何观察和解读战争经验，他们的理解与误读又是怎样交织。之所以截止在1870年，是因为那时候对战争的探讨尚未尘埃落定，迷雾仍浓。
英国人的分析，颇有几分“事后诸葛亮”的尴尬。爱德华·哈姆雷上校，这位参谋学院里教授军事史的先生，1866年开战时刚出版了他的战争理论大作，自然是受震动最深的一批人。战后，他赶紧修订著作，声称新战事印证了他的理论，但又不得不承认有些新战术是初版时没想到的。可笑的是，一年后的普法战争又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新问题，逼得他在1872年又推出了第三版。仔细琢磨他的不同版本，会发现哈姆雷实际上漏掉了普奥战争里几个关键性的教训。他嘴上说对当代战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可许多修订却浮光掠影，只是把新发生的战斗轻描淡写成既有军事原则的小修小补，而非根本性的颠覆。
比如，他的1866年版设想营纵队在散兵和地形掩护下冲到离敌军三百码处再整队冲锋。到了1869年版，他虽然提到了连纵队和营纵队各自的好处，却没做比较，而且在承认后膛枪对近距离冲锋是致命打击的同时，提出的应对方案——让纵队前排开火后等后排进入间隙再开火——显得不切实际，最终悲观地下结论说，缺乏严格训练的这种做法只会招致惨重伤亡。普法战争后，哈姆雷才指出这场战争比普奥战争更能弄明白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早在1866年，一本匿名普鲁士小册子批评普军战场表现时就强调了这些问题，这本册子甚至有英文译本在英国大众报刊上刊登过公告。哈姆雷作为英国顶尖军事史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无疑暴露了他研究的局限。另一篇拿了奖的战术论文，更是明显把普法战争作为重点，多达67篇参考文献里，只有5篇跟普奥战争有关，而且翻译出版都迟至1870年了。
法国人的情况，简直是“学了半课，等于没学”。柯尼格拉茨战役的结局，彻底击碎了拿破仑三世想通过调停德意志争端捞取地盘的美梦。法国军方迅速反应，抛弃了老旧的突击纵队和线膛火枪，换上了新式后膛步枪（夏塞波步枪），并开始重视堑壕战。可到了1870年普法战争，法军依旧被打得稀里哗啦。他们没能充分意识到普鲁士军队灵活战术的威力，也低估了克虏伯火炮的巨大潜力，再加上自身在战略战术层面的老毛病没改，这些部分的革新远不足以力挽狂澜。那么，这种官方层面的认知偏差，在更广阔的军事著作中又有多少反映呢？有人说法国舆论把普鲁士的胜利全归功于德莱赛针枪，但这系统地看了看军事文献，发现并非如此。军事评论家们更愿意把这种“唯武器论”的帽子扣给那些军事门外汉。
法国军事作家们似乎没有英国同行那种对针枪异乎寻常的痴迷，他们甚至嘲讽英国人对一个不久前还弃之如敝屣的东西突然奉若至宝。就算承认其机械性能，法国评论者也常批评这枪制造粗糙，或者强调一旦其他大国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的优势就烟消云散了。法国观察家们在看待民族特性与战争关系上也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们觉得，虽然奥地利军队是“欧洲各民族的大杂烩”，但对于内部被所谓的道德、利益和宗教搞得四分五裂的普鲁士来说，文化更单一的法兰西会是个更棘手的对手。
别看法国人在步兵战术的理解上可能有点技术含量不足，但在火炮效能的分析上，他们倒是超过了英国观察员。就算不看翻译作品，法国这方面的分析数量也远多于英国，虽然深度未必能触及战争事件的本质。法国作者们格外强调奥地利炮兵的英勇和取得的成功，并指出普鲁士的后膛钢炮根本无法与奥地利炮兵抗衡，他们把普鲁士炮兵理论上的一些失误，归咎于物质条件差，而不是其内在的缺陷。关于炮兵的军团级研讨会，虽然意识到了炮兵预备队行军序列位置太靠后的问题，却又同时认为炮兵应该在600到1200米的距离上使用，这从根本上就误读了现代战争对火炮的要求。因此，这些评论几乎完全没能预见到紧随而来的灾难。法国人对骑兵的作用同样盲目乐观，一位重骑兵上尉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火器能提高骑兵的战场效能，他觉得自然障碍和战斗情绪会降低步兵的射击精度。其他分析家也普遍认为，后膛枪确实对骑兵训练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骑兵的未来命运远没到绝望或值得怀疑的地步。
在德语世界，关于这场冲突最著名的非官方著作，大概就是《1866年战术回顾》了。这本书三个月内印了三版，迅速被翻译成英法等文字，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它的影响之大，甚至引来了普鲁士总参谋部谢伦多夫中校（据说笔杆子来自老毛奇）的半官方回应。这本书的分析异常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战场之所以越来越乱，是因为个体独立作战增多，而预备队又过早地被投入前线，没有等到最关键的时机。作者认为，这既是后膛枪特性下指挥系统需要更加灵活的自然结果，也是普鲁士重视枪法训练所追求的效果。他大胆建议部队以后不要再强调刺刀和密集的纵队冲锋，干脆废除连以上规模的固定编队，改用可以在散开队形中前进开火，并在接近敌人百步内形成密集火力的横队。
然而，这些带有颠覆性的提议立即引来了普鲁士军方最高层强硬的反驳。谢伦多夫极力淡化后膛枪的革命性影响，不承认它必然导致旧战术的过时，也不同意新的战争艺术与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死死守着营作为基本战术单位的地位，并且把开放队形骂作是普鲁士步兵二十年前就不要的散兵队形，转而为普军既有的依靠强大的散兵线开路、再由密集队形支援、最后靠刺刀冲锋的战术辩护。结果是，新统一的德国军队，在炮火与后膛枪交织的战场上，依旧抱着这种带有浓厚普鲁士色彩的保守战术。实际上，就连《战术回顾》这本书，在提出削弱冲击战术时也显得比较小心，比如莱曼上尉就建议部队可以用散兵队形进攻，但后面必须跟上攻击纵队，给散兵提供精神支持，并在散兵攻击受挫时发起最后的决定性冲锋。
不幸的是，普鲁士在炮兵理论方面那些高质量的评估，并没有在其他国家被普遍学习和复制。整个欧洲的战术评估中都弥漫着类似的盲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遍不愿承认骑兵在战场上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其说这是因为跨国界思想交流和某种学术霸权导致，不如说是因为各国都固守着自己那套根深蒂固的假设体系，而这些假设中，往往包含了民族性格在塑造战术框架中的作用。虽然夏塞波步枪的惊人火力一度让法国人对自己士兵不善于打阵地战的轻率判断出了丑，但没过多久，他们又重新拾起了对所谓“法兰西锐气”（élan）的迷信。
当然，在各国对战争的反应中，我们确实能看出一些“国家特色”。英国作者格外关注针枪的技术细节，却很少深入分析双方炮兵装备的优劣，即便他们对本国新型前膛炮进行过大量测试。如果我们把那些没有官方背景、因此较少受到限制的独立评论员的观点也考虑进来，就能更准确地评估官方机构的分析水平了。历史学家们总喜欢用上帝视角来苛责前人，但把同时代人的看法摆在一起比较，往往能展现出更为宽容的历史画面。事实上，从某些方面看，普鲁士最高指挥部和他们的军官团队的声誉，甚至因为这些争鸣而有所提升，尽管他们的分析在某些地方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战术回顾》已经准确诊断出普鲁士步兵战术的核心问题了，总参谋部却还在积极试图淡化这种解释。
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战争中的那些更精妙、更细微的战术之处，都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奥地利军队那场引人注目的惨败，遮蔽了德意志西部战场那些或许更具启发性的战例，也未能充分揭示密集队形（比如连纵队）去冲击后膛枪火力网有多大的风险。快速而惊人的胜利，其分析过程往往缓慢而碎片化。结果就是，那家1866年还预测奥地利会在一场漫长战争中获胜的英国大众媒体，到了普法战争前夕，依然含糊其辞，暗示着没人能够预见一个无法预测的结局。历史的教训，仿佛总是在相似的迷雾中，静待着下一次被重新“发现”。